三年前，当我用学生身份坐在大学的教室里，我已经46岁了。四年的博士课程，如果一切顺利，正好50岁毕业。我努力了一把，终于扯住四十的尾巴，成为了一名博士，按照中文世界的流行定义，成为了一名“高龄”“女”博士。

在班上，不管选哪门课，我都是年纪最大的学生，教授们的年纪，大多相仿。自己从来没有觉得这是问题， 课堂上的其他人，也都用恰如其分的态度，保持着我们之间的师生和同学应有的关系。倒是在生活中偶尔会有一些插曲。比如小镇上咖啡馆的服务员，熟悉之后闲聊，自然而然的假定我是大学里的老师，听到我的解释，会显出一些尴尬。

还有一次，和韩国同学还有他们不到一岁的女儿一起吃饭，热情的服务员夸奖孩子可爱之余，顺带恭喜我这位“祖母”。同学赶忙解释，我们只是朋友，显然很怕这种夸奖会刺伤我的自尊。看到他们的反应，明白我的身份挑战了他们对于年龄的固有认知，真的很想愉快的对他们说一声“抱歉”。

因为经历过长期高强度的职场压力和工作频率，所以只要合理有效的安排好时间，不管是体力上还是心理上，都能够从容应对学业上的各种压力，年龄并没有造成丝毫体力和精力上的影响。每每听到年轻的同学们聊起熬通宵开夜车赶各种死线的时候，我其实很想用过来人的口吻告诉他们：熬夜其实是入不敷支的行为，保持充足睡眠，可以事半功倍；要做到这点，在于制定好时间表并且遵守，不拖延；当然，总会有一些事情的发生，从而无法完成既定计划，也因为这样，把各种死线提前，给自己留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不过，最终，我很少会分享这些，因为想当年，自己也是这样过来的，同样是想当年，好几个过来人这样分享过，但最终成为耳边风。所以，有些事情还是自己经历过了，比较有趣，才会珍惜。

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学术训练和自己曾经擅长的领域是如此截然不同。工作和人生经历当然是积累和资源，但是如果没有入门学术研究范式，在课堂上，往往跟不上老师和同学们的节奏，因为毕竟距离之前的硕士生生涯，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

而那个时候的硕士课程，和现在差别极大，至少当时，还有八十年代的本科四年，没有系统学习过量化和质化研究方法，本科时候的高等数学和统计课，和现在的更具操作性的统计课程，完全不同。而身边的同学们，在本科以及硕士期间，都或多或少的学习过。上质化研究方法课，教授要求大家拟定采访问题。作为一个从业二十年的记者，把提问当成了生活一部分的我来说，难度在于，需要彻底改变原有的提问思路和逻辑，不然的话，开始落笔整理的时候，会发现，原来缺少了这个或者那个进行分析所需要的必要元素。

也因为这样，这三年，都在要求自己的大脑用一种和新的方式思考，几乎每天都是从头学习。不仅仅是课堂，更多是在阅读别人的论文和学术著作的过程中，总有新的概念、理论、方法。而这种状态，接下来，随着职业生涯的改变，必然还会继续。

当然，也因为是一个已经有了二十多年工作经验的人，刚开始对于这种改变是极不适应的：漫长的发表周期；研究成果对社会的影响，往往比不上媒体的一篇报道；发表的论文，绝大多数也就是在学术圈内传播，无法转换成推动社会改变的力量，哪怕一点点。这让我纠结过，是否选择了一个想要的转型道路。不过最终调整了心态：取得一个能够进入不同领域的入场券，意味着人生多了一个可进可退的选择，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新的技能，比如学术语言，学术范式，还有统计软件使用，这已经很足够了。

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题目叫做“人生后段再读博“（1）。过去十年，美国的博士生平均年龄在不断下降，但还是有14%的博士学位获得者是在四十岁后获得。文章中有很多在职场上已经呆了二三十年，又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回到校园开始读博的个案。有趣的是，这篇文章是被放在“退休”这个栏目下面。作为一名读者我会猜想，难道觉得45岁之后，就应该是为退休做打算了吗？这个年龄之后读博士，难道只是退休生活的一种调剂吗？ 毕竟对于我来说，读博是为了人到中年的自己，能够有资格职业转型，并不是退休生涯的一种选择。至少现在，我还是觉得，退休是一个太过遥远的话题。

不过说到退休，前些日子朋友转告她妈妈的感叹。她在内地当公务员当妈妈，比我大一岁，已经提前退休了。根据内地的劳动法，女性工人50周岁，女性干部55周岁退休。也就是说，一个在49岁拿到了博士学位的女性重新进入职场，如果去内地的大学任教，如果不能够在55岁拿到副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的资格，从而可以60岁退休，那么，职业生涯也就到头了。既然这样，当一个50岁的博士毕业生，和一群30岁上下的博士毕业生竞争岗位的时候，胜出的概率到底有多大？还好是在没有法定退休年龄的美国和香港寻找工作机会，不过和美国相比，香港的并没有反年龄歧视的法例。由于政府在公务员聘用方面实施年龄限制，所以不同企业和机构，都会内部制定非法定退休年龄，那就是60岁。唯一可以称道的地方，男女退休年龄一致。

设定法定或者非法定退休年龄，理据就是人年纪大了，办事能力和生产力会因为体力和精力而下降。不过我一直很好奇，如果年龄是一个判断人的能力的被广泛使用的因素，为何有那么多超出了法定和非法定年龄的领导人们在世界各地管理着国家？职位越高，可以推迟退休的年龄越大，是因为权力带来的特权呢？还是这些人其实在反证：越重要的职位，高龄其实是一种优势？

中文媒体上有一些关于高龄博士的报道，虽然出发点是理智，但是文字描述，最终还是猎奇心态。 比如“法老妪30年完成论文 91岁高龄获博士学位”（2），或者是关于名人，比如金庸85岁报读北京大学博士（3），或者是来中国攻读博士学位的高龄外国人（4）。只是，对于普通人来说，超过40岁报读全职博士，至少在前两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2014年，武汉大学宣布取消研究生报考的年龄限制成为了新闻 （5），到了2018年，虽然不多，但还是可以在一些大学的招生简章上，看到对于报考者的年龄限制。

即便没有了报考年龄限制，是不是意味着年龄歧视的状况在博士招考中得到了改善？2016年，48岁的范冬梅报考人民大学博士生，按照她的说法，没有导师愿意接收，招生老师更是亲自劝她放弃，直言年龄太大，不适合读博 （6）。由于不少媒体的报道，事件成为热点，新华社也刊登法律学者的评论，直指年龄歧视，违反了中国的《教育法》赋予公民的平等教育权。可惜，事件到此为止。我尝试查找中国的全职博士生的年龄数据，可惜没有找到，反而找到国务院关于博士后招收年龄规定：2015年从40改为35岁， 2017年维持35岁，不过人文社科领域以及人才紧缺的自然科学领域，年龄可以适当放宽。

只是，对于像我这样，过了四十五虽然，想要接受职业或者学业再培训然后转型的人，能够拥有学习和提升技能的机会只不过是完成了起步，更严峻的问题在于重新进入职场，而这个时候，已经人到50了。50岁求职，有无数的调查显示，不管是在英美澳，还是大中华地区，50岁是求职变得困难的分水岭，而女性比男性遭受的年龄歧视更多。而在中国内地，“不超过35岁”成为很多企业的硬性要求，而做出这种表率的，则是政府。根据中组部、人社部和国家公务员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公务员招考年龄设置的通知》规定：“公务员招考年龄一般为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对于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非在职）人员报考公务员的，可以适当放宽年龄标准到40周岁以内。”

47岁的博士杜鹃，毕业后尽管已经签署了三方协议，但是最终因为超过了贵州省人事厅规定的45岁年龄限制，无法成为贵州理工学院的老师（7）。贵州理工学院属于事业单位，杜娟即便入职，并不属于公务员编制，那么贵州省人事厅的这种对于引进人才的年龄限制，到底有没有法律依据？事实上，目前各地政府引进人才的计划，绝大部分列明年龄限制，倒是深圳，在2017年取消了对高层次人才以及配偶的入户年龄限制（8），只不过，这只不过是意味着某一类人多了一些选择而已。

不管是范冬梅还是杜鹃，不管是报考还是读完了博士，都是尝试透过个人努力，尝试在不同的人生阶段进行转变。而她们的遭遇成为公共舆论的关注点，说明了她们的遭遇，并不是个案，而是代表了某个年龄层，或者某一个人群。忽然意识到，这两个例子都是女性，不知道有没有高龄男博士或者想要成为高龄男博士的类似经历。

个人努力当然重要，尤其是那些突破社会固有偏见的行为，不管是年龄偏见，还是性别偏见，做的人多了，或者媒体的关注多了，那么逐渐的，可以改变一个社会的文化，让大家觉得习以为常，认为人生就是这个样子的，在不同的年龄，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即便存在法定退休年龄，也可以为自己规划下一步的职业人生。尤其是在进入老龄化的社会，50岁，其实只是走过了成年后的一半而已，透过再培训，掌握新的知识和技能，完全可以重新开始。

但是，个人的努力，如果没有政策的配合和推行，往往会在现实生活中撞的头破血流。当然，那些已经在社会上拥有足够资源的人，这往往不是问题，但是这些人的努力，并不足以推动社会，惠及所有人。在系统性年龄歧视存在的情况下，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工，往往是最大的受害者。那香港来说，多项调查显示，尽管民间机构和政府机构为教育程度低和工作技能低的中年劳工提供再培训，这些劳工也大多吃苦耐劳，但是年龄依然是他们寻找再次就业机会的最大障碍，尤其是女性。这也就是这些年，民间一直呼吁和推动香港政府立法禁止年龄歧视。

对于中国内地各地政府用年龄来作为聘用和人口流入的标准，用一些中国法律和劳工法专家的说法，如果没有法律依据，只是地方政府的规定，那就是属于年龄歧视。不过专家并没有告诉大家，在中国，并没有相关的法律，来禁止就业和教育中存在的年龄歧视问题。也因为这样，从政府到企业，毫不遮掩的系统性歧视一个社会群体。而在有反歧视法律的地方，尽管仍然暗藏着各种歧视，但是至少在劳动就业，接收教育中设定年龄上限被视为违法。事实上在中国，在关于《就业促进法》的讨论过程中，已经有学者指出，设定年龄，违反了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9）

如果说，很多人对于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没有切肤之痛，因为自身的性别和种族的原因，那么在存在系统性年龄歧视的社会中，没有人可以幸免。因为每个人都会衰老。拿我自己来说，虽然并没有因为年龄而在求学和求职过程中遭遇问题，但我很清楚自己，从统计学的角度，属于一个例外。

在中国，有一些成功的女性认为，一切都是依靠自身的努力，性别歧视并没有出现在她们的人生中，因此，并不愿意介入关于性别平等的讨论，甚至进行切割。但是，正如我也曾经认为，不谈性别歧视的问题，可能是对女性更大的尊重；报道那些高龄博士的个案，凸显即便老了，在这个社会依然可以依靠个人努力而有无数种选择，追求梦想，实现自我。但是，其实，在目前的环境下，这些都是例外，不能因为这些例外，而不看见系统性存在的问题。不能因为自己是例外，而看不见自己其实甚至是系统性问题存在的受益者。

设想，如果不是因为做了不符合社会对于年龄认知的事情，不是因为取得了超出社会对于女性身份认知的成绩，媒体又如何会把焦点放在这些人的身上？ 因为拓宽了人们原有的认知，于是会收到大众的关注，甚至敬仰和追捧。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例外产生两种作用：第一，掩饰问题的装饰，让公众忽略了真正存在的问题，因为被歧视者的声音，往往是无法被听见的，如果媒体以及公众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的话；第二， 激发一些人对未来不同可能的想象，从而追求跨越边界。

所以，身为例外，应该自觉应有的责任，和其他人携手，让未来更多像自己一样性别和年龄的人，可以拥有和自己一样自如的选择机会。

【注】

1.Miller, Mark. Taking on the Ph. D later in life. The New York Times. 4/15/2016

2.新华社：法老妪３０年完成论文 ９１岁高龄获博士学位。3/16/2016

3.中新网： 89岁金庸未拿到北大博士毕业证被指常“翘课”。7/9/2013

4.科学时报： 六旬韩国学生南开大学博士毕业。7/3/2007

5.新华网： 武大招收1500名博士生 取消年龄限制。10/28/2013

6.澎湃：哈尔冰48岁女学霸两考人大博士：都入了复试“但没导师要”。5/6/2016

7.澎湃：47岁大龄女博士签三方协议后被拒，对方称协议无法律效力。7/28/2016

8.新京报：深圳取消高层次人才落户限制 专家：一线城市应借鉴。4/10/2017

法治日报：就业歧视屡禁不绝立法碎片化难成体系 是时候出台反就业歧视法了。1/26/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