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过50个国家。严格意义上说，是52个——如果把科索沃和在迪拜的24小时转机也算上的话。

在一些人看来，这值得称羡，因为你去过世界上那么多地方。

但跟一些以“旅行者世纪俱乐部”（入会条件：至少旅行过100个国家）为目标的朋友相比，我甚至不好意思把“热爱旅行”写进自我介绍栏。

一个朋友上周在微信群里向我们宣布，他月底要去叙利亚旅行了。

他去过南北极和十大高原，在印巴开战时陆路穿越了克什米尔。他说自己很早就想去看叙利亚的古代文明，可惜还没等到十八岁那边就爆发了战事。

我这些朋友们和我一样，都喜欢四处游历和折腾。

但每当回望那些在不同大洲与城市间旅行的经历时，我内心其实一直有隐隐的不确定感——对于一个以深入的理解世界为目标的旅行者来说，我真正抵达了那些地方和那里生活着的人吗？

“去过很多国家”：这会不会只是一个通过打卡集邮式旅行来表明“我很厉害”的标签而已？

旅行：又一个消费主义的陷阱

世界那么大，我们都想去看看。

“环游世界”曾在很多人的一生中产生过或多或少的诱惑力。因为那是人类超越此身局限、探索无限未知的本能渴望。

看过一个说法是，环游世界大概需要一百万元预算。

一百万对于习惯了国内房价数字的我们来说，倒并不算夸张。

那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环游世界这种抽象的、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人生梦想”，是可以被具象化、被解构、乃至明码标价的。

换句话说，这个仿佛遥不可及的“成就”，是可以通过购买实现的。

我们内心里把一掷千金买游艇的行为视作暴发户式的粗鄙，却对那些会变卖家产进行环球旅行的网红夫妇致以敬意。同样是有钱人，后者好像隐约跟“有趣”相关。

一个人身上最直观可感的“有趣”，其实就是经历和体验，而体验是可以通过花钱实现的。

也就是说“有趣”是可以用钱买到的。

旅行，则成为了“有趣”的官方认证。

所有的广告、旅游中介、博主都在告诉你，旅行是最高价值，“说走就走”是最理想的人生态度。（当然，跟团肯定位于旅行鄙视链底端，必须得自由行，还要玩出花样和逼格。）

人们真诚相信，没有什么问题，是一次旅行不能解决的。实在不行，就辞职旅行或者去Gap Year。

所有人也都声称自己热爱旅行，在社交媒体上贴一个“#Wanderlust”（渴望流浪）的标签，就像喜欢阅读和看电影一样——这样的爱好体面、文艺，且无需专业能力的佐证。

只要飞到东南亚某个小岛上，把伸出去的腿、鸡尾酒和沙滩来几张阳光下的合照，就可以向世界宣布：自己的某个人生困惑被旅行治愈了！

如果你没钱又没闲，那至少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关注自己心仪的旅行网红，赞叹他们勇敢、独立、不羁、自由。

但其实，在非洲喂大象、去世界的尽头打卡发朋友圈、跟住总统套房和买限量的奢侈品包包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只不过为旅行买单就像为知识付费一样，能够体现出你是一个有品位和文化追求的消费者。

但你还是一个消费者啊！而旅行，只是消费主义的高级诱惑罢了。

保罗 · 鲍尔斯在《遮蔽的天空》一书中，曾对“观光”和“旅行”进行了经典的划分：

“观光客”（tourist）追求享受，而“旅行者”（traveler）追求体验。

观光客“毫不质疑地接受他自己的文明”。但旅行者不然，他会比较自己的文明和其他文明，并排斥那些不对自己胃口的元素。”

在鲍尔斯看来，真正的旅行是对其他生活模式和生活可能性的探寻、对存在之可能性的的延伸教育。

为什么旅行让我沮丧？

2012年的圣诞节，我站在古罗马广场上，看夕阳一点点披在那些残垣断柱上，我感受到了某种历史的庄严感，但脑袋里除了西塞罗演讲集里的只言片语和电影镜头之外，什么都表达不出来——除了《罗马假日》、奥古斯都、元老院这些抽象的符号，我对这座永恒之城的历史和文化细节所知有限。

和同行好友约定，回去一定要啃下那套书名比内容出名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然后再来一趟。

但就像人生中很多个决定和计划一样，我之后又重访过罗马，却从没翻过那套书。

2017年末的一天，我从蒲甘坐车前往曼德勒，据称沿途的伊洛瓦底江畔仍保持着一百年前的景象，就如同1922年在东南亚游历的的毛姆坐在汽船上航行时所看到的一样。

而当我在旅途中拿出奥威尔的《缅甸岁月》来恶补时，才知道缅甸曾对当年那个不过20岁的大英帝国警察产生过怎样的影响——以至于让他在五年后决意辞去公务员的工作，去混迹巴黎和伦敦的底层社会，在贫困中写作、参与社会活动、报道战事，直至生命终点。

缅甸的经历，奠定了这个我最欣赏的作家一生的写作基调和思想起点，也塑造了他的文学视野。而除了昂山素季的故事，我行前对缅甸历史之丰富、族群之复杂几乎一无所知。

这对于一个把旅行视作理解自我、人类和世界的方式的人来说，让我时常会在旅途中陷入沮丧。

自然而然地，我到了伦敦，知道去查令十字街84号朝圣；在庞贝古城，会聊起Pink Floyd那场传奇演出；去布拉格，一定要拜访卡夫卡故居；而站在伊斯坦布尔的宫殿下，则会有兴亡之叹。

但这些，仍是一个文艺青年式的“刻奇”(kitsch)，我并没比那些浮光掠影的观光客高明到哪里去。

我推崇加缪式的旅行者，与其说消遣，旅行对他们来说，更像一场“苦修”。

“旅行中没有欢愉”加缪在笔记中写道：“旅行如同伟大庄重的科学，带我们重返自我”。

在他看来，一个人踏上旅途，是为了自我养成，即练习内在的、对永恒的感受力。

而乐趣却会让我们迷失自我。

我期待像记者一样旅行，一旦踏上旅途，就进入24小时无休的“工作状态”——市集上、酒吧里、街角处，我的天线随时向那些嗡嗡作响的声音打开：

我好奇人们吃什么、穿什么，如何谈论家人、伴侣和社群，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政府和宗教；我还好奇历史幽灵和现实语境的纠缠互动；我希望探究此地是如何一步步成为今日的模样。

我期待那些杂乱的、狂野的、新鲜的经验来冲刷我已有的个体偏见、文化立场和价值判断。

我对旅途的野心越大，沮丧感就越强烈。

因为我试图抵达的旅行状态，往往超出了自身的能力——无论是由于时间和语言的限制，还是如前文所述那种知识图景和历史视野的缺失。

我总是在刚刚建立起对某地的基本理解、萌生出问题意识时，也到了需要离开的时刻。一切就都只能留待下一次再来探索。

如此循环往复。直至我最近决定停下来，暂时不再去往新的国家。

世界何其相似

其实早自维多利亚时代起，探索未知之境的冒险精神和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等机构给予的支持，就已让四处游荡成为了一种时代风气。

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旅行家芙瑞雅 · 史塔克在中东地区进行了数十次极具传奇色彩的探险。她常常孤身深入人迹罕至之地，也为后世树立了兼具历史深度和文字美感的旅行文学标准。

波兰国宝级记者卡普钦斯基的经历也足够传奇，他有长达四十多年的驻外记者生涯，经历了多次非洲、中东的战争和政治动荡。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作为一个波兰人所写下的苏俄帝国——如同何伟笔下的中国那样极具洞察力和丰富的细节。

而在去过的地方中，我有信心说自己真正了解了的，也就只有少数几个。

因为在丹麦居住过，所以我对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略知一二，知道所谓“最幸福的国家”不是媒体所描绘的那样。

因为在欧洲时最好的哥们是以色列人，所以我先后两次去以色列游荡了一个多月，做了很多采访，把朋友推荐的书和纪录片差不多都看了，在我们阿姆斯特丹的公寓里把困惑的问题差不多都聊透了；大概了解了耶路撒冷、基布兹公社和以色列建国的历史细节。

也许是我对于“真正了解一个地方”的期望过于高了。

但只有这样，远方才可以持久地对我产生吸引力，诱惑我投身其中——在对更多可能性与未知的探寻中，去思考自我和世界的关系，并试图理解进而描述这一切。

远方对我来说，有着“理解自我，梳理存在”的重要意义。

这跟任何一次阅读时体验到的思维冒险，并没有本质区别。

只是，你会更渴望抵达真实。

可我们也从来不曾这样便捷地获取到“真实”——在今天这个用谷歌地图就可以一览地球上几乎所有景色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出门远行？

至此，或许终于可以回到旅行的本质了：因为你想要去人类生活发生的现场，跟那些生动的、即时的、未经安排的现实情绪产生互动。

只是，我们越要抵达“真实”，旅游业就越试图迎合我们的需求：

异域风情的民族舞蹈和匠人手绘，缅甸马哈伽纳扬僧院的千人僧饭，只选用自家田地里种植的有机蔬菜的餐馆……这些所谓的“当地体验”，或许根本和当地人的日常生活相差甚远。

这一切，都对一个真正的“旅行者”提出了更高要求。

2014年的春节，我站在埃塞俄比亚南部的奥姆谷底一个当地原始部落的市集上。

“以物易物”的古老交易方式，和粗糙而混乱的市场景象，让我为闯入了某种“真实的”部落生活而兴奋。

可是转过头去，我看到了一个摊贩手上“中国制造”的内衣和袜子—— 刚刚沾沾自得以为总算逃离了现代文明的包围，可全球化其实早已站在拐角，以胜利者的姿态默默地望着我们。

在去过更多的地方，遇到更多的人之后，我最大的感触是：世界太复杂多样了。不同的种族、宗教、文化、语言，乃至在同一类社群内部，都有着多元分野。

但与此同时，世界又太相似了。

不同国家和宗教信仰的人们，所思考的议题、遭遇的情境、萦绕的欲望，其实都没有本质差别：

如何发展自我？

如何处理跟家人和伴侣的关系？

如何思考性别和贫富议题？

如何享受快乐？

如何思考生老病死和欲望别离？

埃塞俄比亚的向导Solomon告诉我，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崇拜的人是马云。因为马云也是白手起家的，这让贫苦出身的他对未来有了信心。

来自突尼斯中部小镇的朋友告诉我，如果有了机会，他也想去法国留学，去看看更大的世界。

在开往马拉喀什的火车上，摩洛哥当地一个富二代小哥说，他们有一个秘密夜店，那里的姑娘不裹头巾，年轻人一起疯狂地享受酒精和音乐——而那居然是一个我待了一个星期都很难买到酒的国家。

在不同的文化、宗教和语言之影响下，哪怕是同样的情绪和动机，人们表达出来的东西又总是不一样的。

想要获得真正的理解，就需要彼此真正的同理心。

而不是作为旅行者期望到访的部落还在跟他们祖父辈一样饮毛茹血、结绳记事，同时对我们片刻不肯离手的iPhone和中国制造的廉价内衣无动于衷，只为了满足审美上对“真实”的渴求。

你是什么人，就会有什么样的旅行

2013年在意大利旅行时，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一位旅伴。

我至今清楚记得她去参观佛罗伦萨的圣母百花大教堂后所发的朋友圈，“经过在意大利的旅行，我感受到了宗教的力量”。

五年后，她成了微博上的旅行KOL。

可令我叹惜的是，她去了更多的地方，收获了更多的经历，但对世界、事物与议题的描述能力和观察框架却无寸进——

“澳洲的海很蓝阳光很好。”

“非洲的孩子天真可爱。”

“我站在教堂里感受到宗教的神圣和信仰的力量。”

人们对一个旅行KOL的预期实在太低了。

我认识一些去过很多国家的人，可你很难从他们身上找到在不同文化中穿梭的多元经历所留下的痕迹，他们对复杂议题与文化细节并没有发展出超越表象的智识兴趣。

这让我困惑。

多元的价值冲撞、复杂的身份认同、陌生的情境体验，这些我所推崇的东西为什么都不起作用呢？

我把这问题抛给刚从间隔年旅行回来的朋友阿若，她在微信上直接抛回了一句：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旅行。

旅行增加的只是见闻，而非见识。

一个平时对自我和世界的关系没有反思能力、对事物本质没有探究欲和好奇心的人，去再多的地方，遇到再多的人，都只是在重复TA已形成的反应机制而已。

TA不可能突然变成一个头脑开阔的人。

而对于更多人来说，旅行只是消费主义狡猾的陷阱。“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也不过是又一句消费主义的宣言。

在《权力的游戏》的拍摄地杜布罗夫尼克的城墙上打卡。

在拉雪兹公墓里亲吻王尔德的墓碑。

在一个周末逃离北上广，去苏梅岛的沙滩上怀疑人生。

至于旅途中那些历史和现实交织的细节、那些自我与世界的冲突和互动，并不是所有人都关心，因为那是一次次枯燥而挣扎的精神功课。

所以，旅行有那么重要吗？

在非洲唏嘘人们的贫穷和笑容，在哭墙下感叹宗教的神圣，在科索沃和巴勒斯坦默念和平来之不易。

然后呢？So what？

这些不过还是“kitsch”，是米兰·昆德拉所讽刺的“个体的认知体验与情感表达成了一场矫揉造作的表演和自我感动。”

对于头脑开阔、观察敏锐的人而言，在陌生情境里的体验能够帮助他们抵达新的视角和维度——如果有时间和预算，多些游历当然没什么不好。

但即使足不出户，一个有好奇心的人也可以永不停歇地进行智力与精神上的环球探索。

毕竟，很多人环游了世界，却根本不关心世界。

你没有世界观，去看再多世界又有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