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继续从《孙子兵法》切入。在《孙子兵法》的《九变篇》中有这样一句话，“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什么意思呢？翻译成我们白话文就是，“不怕死，一味死拼，就会被敌人所杀；贪生怕死，没有必死之心，又会被俘虏；愤怒急躁，经不起刺激，会中人激怒之计，愤而出战送死；廉洁，爱惜名誉，受不得污辱，会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洗清别人泼自己身上的脏水，而不顾巨大的风险出战，中计；爱护居民，也会被人利用，或让他为掩护居民而烦劳，或驱使人民为炮灰，让他不忍作战，而敌人就藏在里面。这五种性格缺陷，都是将领的过错，用兵的灾害。军队覆灭，将领身死，都是由于这五种危险造成的，不可不警惕！”

读到这里，想必大家有点困惑。为将者不能怕死、不要急躁，这两点很容易理解。但是也不能不怕死，这个度还真是不好把握。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最后两点，也就是“太爱惜名誉和爱护居民也是为将者的性格缺陷。”要知道，我们可是一直把“富贵不能淫、爱民如子”等看作是无比珍贵的品质，可《孙子兵法》倒是给我们来了一个毁三观的说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孙子有言外之意呢？还是我们有理解的误区呢？翻开历史，身上有孙子所讲的“性格缺陷”的将领确实存在，比如项羽。

项羽应该说是贵族的代表，身上充满现在我们颇为珍视的“正能量”，比如不玩儿阴险手段（鸿门宴没杀刘邦就是典型例子）、宁死不屈（四面楚歌而不过江东的故事感人至深）等。而反观刘邦则恰好相反，连自己的父亲、妻子、儿女，统统都不顾。项羽捉了他的父亲和妻子吕雉，把他爹剥光了衣服捆在案板上，旁边架一口大锅，说你不出战，就把你爹烹了，把你老婆杀了。刘邦站在城墙上大声回应说：“咱俩在怀王面前约为兄弟，我爹就是你爹，你要烹了咱爹，那也分一碗汤给我喝。至于我老婆，你要杀便杀，无所谓。”项羽在他这流氓嘴脸面前，气得脸色铁青，但最终还是没伤害他家人。又一次，刘邦被项羽打得大败，落荒而逃，夏侯婴驾车，他和一对儿女在车上，也就是后来的汉孝惠帝和鲁元公主。后有追兵，情况紧急，刘邦嫌车上人太多，跑得不够快，两脚把一对儿女蹬下车不要了，自己跑。夏侯婴赶紧停下车，把两个小孩抱上来，“如是者三”，搞了三回。而且每次夏侯婴把孩子们抱回来，惊恐的孩子紧紧搂着他脖子。

按照我们的道德观念，刘邦真是至贱无敌了，但他确实是最后的胜利者。即使我们愿意站在历史的角度不以成败论英雄，也必须承认，单从为将为君的角度，刘邦是成功的，而项羽则是失败的。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大家可能记得《三国演义》中的刘备。赤壁之战前，曹操打来了。刘备本来有时间迅速撤退，但却舍不得人民，于是被曹操很快追上，又是一场血战。如果不是手下将领的英勇再加上一点点幸运的话，恐怕早已自身覆灭。而且《三国演义》毕竟是一部小说，放到现实中可能情况会更加严酷，甚至全军覆没都完全有可能。

为什么“好人”总是没有好报？难道我们的传统价值观错了？重视信誉、爱护人民都有问题？
在我们看来，这个问题比较深刻，要看怎么看。价值观的对错涉及到很深的哲学问题，微思考在其他篇章中有过涉猎，这里就不再赘述。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为将”。为将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呢？相信读过我们前几篇《孙子兵法》解读的读者都还有印象，那就是“不犯错误”。要知道，当我们面临“不犯错误”的单一目标时，采取措施相对简单，甚至可以说刘邦的素质就是最完美的素质。但如果我们再加上更多目标的期待，就会变成一个多目标系统，结果就是我们最后也不知道究竟什么样的将领是合格的。就比如，假设我们真的像项羽一样面临受辱但可保全性命或者自尽以保全名誉的两难选择，究竟该何去何从？这是永远都没法回答的问题。甚至无所谓对错，而只是取决于目标。如果单单站在“为将”这个目标上看的话，孙子所说的似乎没错，毕竟将领不是一个人的将领，而是无数人的将领。无论因为什么原因，假如为将者犯错，可能带来的后果是全军的崩溃，这样也就自然无法被托付“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的带兵大任。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就曾说过，“想做个成功的政治家首先要做个成功的政客。”政客的嘴脸我们可想而知，虚伪、会演戏、不择手段、不顾及脸面，这些站在道德的角度的确令人作呕。但政客的核心任务是维护某种政治权益，而要能担起这个责任，这些素质可能缺一不可，换个角度，一般人根本当不了政客，也就更别提成为政治家。“外交家”也是一样。可能我们心目中的外交家都停留在正义凛然地为国发声、为民族请命这些印象上，殊不知最成功的外交家往往是那些极其能柔能刚、充满灵活性和善于变通的人，比如法国的塔列朗、奥地利的梅特涅，以及中国的顾维钧，还有新中国的周总理（读读尼克松所写的《领导者》就会更加理解周总理的外交才能）。而像美国前总统威尔逊，虽然在道德上无可指责，但正因为其过于“正义凛然”和“光明正大”的价值观，所以在国际外交领域鲜有务实的成就，顶多只能说获得了一些形式上的成果。

无论是为将者还是管理者，保持中庸而不是偏执就显得至关重要。什么是“中庸”呢？简单说，就是“合适”、“刚刚好”和“不走极端”，居中的才是优越的。居于怯懦与鲁莽之间才是奋勇有为；吝啬与奢侈之间才是慷慨大方；怠惰与贪婪之间是意气风发；卑屈与骄傲之间是谦虚谨慎；秘密与多嘴之间是说一不二；乖僻与滑稽之间风趣幽默；寻衅与谄媚之间是友善可亲；在哈姆雷特的优柔寡断与堂·吉诃德的冲动任性之间是自我克制。

那么“偏执”的价值又是什么呢？格罗夫为什么会说，“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呢？

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无论是政治、商业、科学还是文化，初始的创新和突破是要靠“偏执”才能完成的。这样的时候切不可“中庸”，而是要想办法“独树一帜”。因为这时候要做的是从无到有，从0到1，想要打破原有的秩序，不通过在现有体系上撕开一个裂口是难以实现的。但是，一旦新的秩序已经形成、成熟的体系已尘埃落定，守城的“中庸之道”就变得异常重要，就好像苹果从乔布斯时代的宗教和激进走向库克时代的平庸和稳健一样。新兴国家、企业和组织是可以“偏执的”，但成熟的国家、企业和组织，其管理者则应该是“中庸”的。

简单的总结一下：革新者可以“偏执”，但管理者应该“中庸”。理解了这个，我们就能准确地解读《孙子兵法》关于“将有五危”的深刻含义，也能对自己适合做哪一类人有所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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